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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生追求考古学的中国气派


    时间:2021-01-23  来源:  作者:  浏览次数:


      

    一生追求考古的中国式

    今年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逝世十周年。有人说徐先生是中国考古界的良心。

    人们称赞他,是因为他见证了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第五任所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是中国考古学领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且因为性格耿直,一直喊着要保护古城和北京,下定了决心。他坚持:“经济建设要让位于遗产保护。”

    2020年底,由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委员会主办的《纪念许先生诞辰90周年暨出版二本文集研讨会》在山西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考古机构、高等院校和博物馆的近50名专家学者回顾了许生前的学术研究、工作事迹和留下的丰富学术著作,特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最具代表性的《徐苹芳文集》和《北京文献整理系列》

    赓续传统的“守旧”学者

    许方平是一位传统朴素的老派学者。他的手稿笔记总是工整细致,尤其是他的手写笔记,几乎写完了。他的很多讲座都被收入《徐苹芳文集》系列。

    1985年,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系(现考古与文化研究所)主任的苏白先生,邀请许对宋元时期的城市考古与考古建设提出建议,并聘请他在北京大学考古系任教。

    秦大书现在是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化学院的教授,正在攻读硕士学位,赶上了徐教授的宋辽金元考古课。

    许曾经在课堂上拿出两张纸条,那是从北京琉璃厂买来的线装本。大小共16册,用毛笔用小字书写,工整清晰,是他为元大都考古年表所做的文书准备。“当我看到这两份讲义的时候,我震惊了,充满了敬佩!我们现在做的研究,不像过去老一代的徐先生那样,缺乏这种非常严谨的学术态度。”秦大叔说。

    从1986年到1988年,徐还在每年春季举办的一个学期的北京大学考古系本科生中讲授宋、辽、金、元考古,系统讲授宋元考古。

    回忆起许在北大的那堂课,有一个细节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馆员辛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说许方平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苏老师会经常过来听。通常他们从教室后门悄悄进来,找个座位坐下来听。正在上课的徐老师看见苏老师来了。每次问完一个问题,他都会问:“苏先生吧?”

    “在学术问题上,苏先生和徐先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是老师和朋友。他们互相关心对方的学术研究,彼此很了解。”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说。

    讲座中,许还重点讲述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史,希望让同学们了解前人在考古学学术史上做了什么,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当时,许多学生不明白他讲课的真正意图。现在回想起来,王先生真是用心良苦。”杭侃感慨地说道。

    杭侃说:“他带领学生重温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旨在提醒年轻学生要古为今用,不要在喧嚣中迷失自我。”

    许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他除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担任博士生导师,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导师外,还在吉林大学和南开大学招收博士生。

    精准把握新热点的创新学者

    许方平延续了考古传统,但他并不守旧。他总能准确把握考古学的新思潮、新热点。

    他在北京大学开设宋元考古学课程,创立了宋元考古学学科体系。徐最早在宋元时期提出考古学的概念,是在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夏鼐和苏白的直接指导和支持下提出的。是根据当时考古学发展的需要和宋元时期遗存保存的需要而决定的,打破了“上古不可少于三代”的旧观念。

    “1985年来北大任教之前,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写了一篇长长的《宋立傲金源考古》词条,首次揭示了宋源考古最重要的特征。”秦大叔回忆道。

    20世纪60年代,苏白先生委派他采访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赵先生。赵是苏白先生的学术朋友。赵先生的考古研究最具创造性的方面是通过区分现代城市留下的古代城市痕迹来还原和分析元代的城市布局和规划。赵也认为北京的中轴线在元明清时期没有改变。

    许方平听从了苏白的建议。1963-1964年,她采访了卧病在床的赵,并根据赵的口述写下了《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

    秦大叔介绍说,为了证实赵过去提出的一些问题,许对元大都进行了实地考古调查,成立了元大都考古队,并对建筑朝向做了一些考证。比如在北京地安门街做了一个调查;对景山公园鼓楼街对面的清代寿皇庙也进行了研究。是存放已故皇帝遗物的“庙”,也是康熙以来供奉清朝皇帝画像的地方。

    “从1964年到1965年,元大都考古队对其中大部分进行了全面钻探,十分注重中轴线的考察。京山后面发现一条28米宽的路,是在京山北墙外钻的。这条路与地安门南街重合。景山北的“少年之家”,即清代的“寿皇殿”,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估计是元代宫城后门的“后宅门”遗迹。景山压下来的是元恭的燕春亭。”秦大叔说道。

    许方平通过实地调查证实了赵征

    之所提出的元大都中轴线和街巷系统为明清北京城所沿袭的重要论断。

      在历史考古中,很难把年代卡准。杭侃说:“这一直是局限和困扰考古界的一个问题。徐苹芳反复提醒,考古工作者关注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关注考古学的局限性。在考古工作中,有纪年的绝对年代是很少的,大多数遗物我们只能判断它早晚的相对年代。”

      徐苹芳认为,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与欧美并不一样。欧美古代的遗迹,古希腊和古罗马遗存多是石头的,“很好挖,把土挖掉后见到石头就可以留下研究”,但“中国的古代遗迹最主要的是土木建筑,木头糟朽了光剩下土,所以要从土里去区别土,极难”。

      为此,徐苹芳强调要把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两张皮。“考古学侧重的是物质文化,要见着实物才算。”徐苹芳认为,如果没有实物和遗迹,考古学家就无可操作。

      徐苹芳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搞明清瓷器,尤其是搞明代的瓷器,将元人和明人的所有古籍和文献都读完,才有可能看到发掘出来瓷器的所有信息。

      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教授袁胜文说:“徐先生说做学问除了吃苦之外,十分资料,你说了八分,是科学的;十分资料,你说了十二分,是不科学的。”

      在宋元考古里,徐苹芳在城市、墓葬部分,用力很勤很深。随着陶瓷、矿冶考古渐渐地开展起来,他便很快将手工业考古加入到宋元考古的体系当中。

      据秦大树介绍,许多学者在历史时期考古的体系中不重视手工业考古,认为只有城市考古和墓葬考古才是正宗的、重要的。

      对此,徐苹芳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陶瓷、窑址是整个手工业里的一个样本,量多,保存得好,能够把当时的生产布局整理出来,进而可以探讨它的生产体制是什么样的。通过陶瓷和窑址的发掘,是一个丰富考古学的过程。”

      他还告诫他的学生:要关注陶瓷考古,一定要记住从手工业考古和社会视角来看瓷器,将考古资料结合起来,从社会经济史方面进行研究,而不应该把瓷器仅仅看作是器物、美术品。

      如今,宋元考古已成为一个很发达的成熟学科。

      1955年,25岁的青年徐苹芳走出北大校门,走向田野,走向社会,开始他一生结缘的考古学实践和研究,直至2011年仙逝,与他所挚爱并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国考古学结缘近60年。“徐先生一辈子一直在传道,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也很不平静。”杭侃真诚地说:“徐先生晚年奔走呼吁而未竟的工作,理应有后来者去完成。”

      “我们继承先生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沿着他坚持的道路,他认同的方法,他宣扬的道,我们去努力地工作。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身体力行,我们这片园地就会特别丰硕,我们中国考古学就能真正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气派。”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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